文｜Benjamin van Rooij、Adam Fine
译｜简秀如
我们的法律显然并非总是有效。从坏处想，它无法改变伤害性行为，也并未提供它承诺我们会得到的保护。当那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个充满书写规则的庞大系统，无法多做什麽来保护我们的生命、社会、市场及环境安全。因此，重点问题就在於：法律为何无法改进人类的行为？
我们站在一整班的法律系学生面前，把一小本《美国宪法》放在讲台上。我们要他们说明这是什麽。
几位学生说：「那是宪法。」
「不对，」我们说，「再看仔细点。」
「我们的基本权利。」另一位学生试着说。不对，再看一下。
「是法律。」另一位学生说。
不对，不算是。「你们真正看到了什麽？精确地说，它是什麽呢？」
「一套基本的法律规则。」「我们的核心社会结构。」
不对，还有别的说法吗？回答此起彼落，直到终於有一名学生说出我们期待的答案。
「这是一叠纸张。」
答对了：印刷了文字的纸。到头来，这就是法律密码的意义，或者起码它向来是如此，直到我们研发出数位法律资料库，把它变成了由零和一所呈现的文字。我们一旦看清了法律密码的真正意义，它无法改变行为的事实，似乎也就不那麽令人感到意外了。只是写下一段文字，那些立法者不知为何便冀望能改变真实的日常行为。然而，无论是印刷或数位形态，文字如何能影响我们的行为呢？书本里的法律如何能变成行动的法律呢？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要了解这一叠纸本规则如何能塑造行为，我们必须改变观点。与其吞下一颗神奇药丸而看见规则，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看清人们对这些规则的回应方式。这使得我们看到一种非常不同的密码，某种行为机制密码：行为密码。
想想安全带，每当你上了车，你就会系上安全带。你并未真正察觉到这个动作，这不算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你也并未真正去思考要求你这麽做的特定法律。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几十年以来，绝大多数的驾驶人及车辆乘客并未使用安全带。
一九六八年，美国法律要求所有的车辆都要有安全带。然而到了一九八○年代，只有百分之十的美国人会使用安全带。法律改变了这点。一九八四年，纽约成了第一个要求驾驶人系安全带的州。不久後，除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新罕布夏州之外，所有的州都起而仿效，全国使用安全带的比率从百分之十骤升到百分之五十，足足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光是采用法律要求使用安全带，对人们驾驶安全习惯便产生重大的影响。
然而，有半数的美国人依然不系安全带。为了因应这种情况，各州开始策划强制执行活动，设计朗朗上口的标语，例如「系上它或吃罚单」。不想系安全带的人遭到警告，假如不配合这项新法的话，可能面临罚锾。罚款金额很低，大多数根本不到一百美元，尤其是和超速罚单相比，那类罚单基本上要高出许多。当局同时也播放公共服务宣导，显示未系安全带的逼真撞击测试假人，用来警告不系安全带可能会带来的可怕後果。汽车制造商也安装安全带警示警报器，提醒（或者其实是要惹恼）我们系好安全带。综合这些做法，现在有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美国驾驶人及汽车乘客会系安全带，而且大部分都是自动系上。
现在让我们来设法分辨，这里有哪些行为机制起了作用。最前面两种很容易被忽略。事实就是，采用新法规大大地改变了行为。从行为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两件事。首先，人们得知新法规为何，以及它们要求哪种行为。然而事情经常并非如此。许多法律密码依然不为人知，因此大部分都不曾产生效力。其次，单靠改变规则，人们便会开始改变行为。他们照做，尽管尚未出现明确的强制推动，因此他们对这个事实做出回应，只因为那是法律。於是，某种对法律的责任感及法律系统的正当性，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几种其他的行为机制也发挥了作用。透过制定罚款，法律使得人们害怕不系安全带的後果。然而，有趣的是罚款金额相当低，比超速罚单低得多了，而超速的罚款似乎不起作用。不知为何，这些低额罚款触发了预期的行为反应。
接着是透过公共讯息活动进行劝说，说服人们系安全带对他们有好处。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把系安全带的决定，从外在动机（「我不想挨罚」）转变为内在动机（「这是为我自己好，所以我才不会受伤」）。
接下来是警示警报声。这些讨人厌的警报声为那些还没系上安全带的人，打造出一种实质的障碍。这在责任感之上添加了行为层面，对惩罚的恐惧，以及内在动机。假如那些全都不起作用，警示声会迫使人们投降。实际上，这些警示声会使得不系安全带驾驶变得非常困难，或者至少非常恼人。
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系好安全带，使用安全带变得比不使用更寻常了。这种行为在社会上变得更持续，因为人们开始受到他人影响。最後系安全带变成自动自发的习惯了。这种行为变得如此深入内化，以至於它不再是一种决定。我们几乎不会注意到自己正自动地遵守法律。
就这样：这就是成功结合法律及行为密码的范例。
在这个以及其他的案例中，我们可能看到某些介入，例如惩罚及公共讯息活动，不过法律密码塑造行为的其他方式，依然模糊不明。我们并未看到人们的责任感，或是他们如何看待法律系统的正当性。我们难以理解人们的动机为何，以及他们对公共讯息活动可能做何回应。我们并非总是知道人们如何察觉惩罚，以及对惩罚的恐惧如何塑造他们的行为。我们很少去思考人们受到他人多少的影响，或是实质障碍如何影响错误行为，更别提自动的型态如何接手，即便当我们认为自己在做有意识的理性决定。
为了改进我们的法律，让它们变得更有效率，我们需要了解行为密码。在这部分，社会科学是关键。几十年来的研究，发现了塑造人类对法律规则做出回应的行为机制。科学让看不见的行为密码现形了。它显示出我们的法律如何能塑造人们的动机，并且改造他们的情况以强化顺从，防止伤害。过去四十年来，科学见解彻底改革了我们对於人类如何表现，以及为何行为失当的理解。然而，科学依然无法受到法律的采纳。这些见解被锁在学术期刊付费墙之後，并且透过学术术语而晦涩难懂，有许多依然保持和行为密码本身一样，隐晦不明。
明明就没用，为什麽还是一直做
一九七五年，经济学家艾萨克．伊尔里奇（Isaac Ehrlich）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严肃却适切地下标题为「死刑的吓阻效果：生与死的议题」。伊尔里奇使用计量经济模式来研究死刑是否影响谋杀率。伊尔里奇的研究结果归结为一个简单又经常被引用的结论：「在提及的期间，每年额外的死刑可能导致平均减少七或八起谋杀案。」对伊尔里奇来说，死刑具有明确的吓阻效果，而每次有人遭到处决，就能防止七到八起命案的发生。
伊尔里奇对死刑吓阻效果的研究，为一个高度两极化辩论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清楚的答案。对美国的死刑来说，这份研究是场及时雨。从一方面来说，最高法院在此时暂停执行死刑，不过就另一方面而言，就在几年前，尼克森总统发表演说，竭力拥护死刑。毫不令人意外地，这份研究吸引了许多关注。研究结果发表之後，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甚至在一件最高法院案件，奎格对乔治亚案（Gregg v. Georgia）所提出的法庭之友意见书中，使用这份研究结果，最後恢复了死刑判决。某位哥伦比亚法律教授在四十年後回顾时评论：「他的结论具有媒体金句及保险杆贴纸结合政治炸药的冲击力。」
然而，这其中有个问题。一九七○年代，就在伊尔里奇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之後，重要的学术文章及同侪评阅的期刊质疑他的方法与结论。学者指出这份研究在「他选取的样本期间及／或变数，以及他评估的谋杀案供应方程式及方程式的功能形态」方面，有其缺点。这些学者评论在一份由国内在科学议题上，独立人士及专家建议最重要的来源，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进行的研究中，甚至达到了最高点。这个委员会是由顶尖学者所组成，他们拥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不过集体负责对联邦政府、一般大众及社群，就科学研究结果的状态提供建议。它的报告在向大众公布之前，要经过一样拥有不同观点的外部独立专家缜密的检视。一九七八年，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提出伊尔里奇的报告中一长串的瑕疵，并且质疑他的研究结果。这份报告的结论是，「现有的研究无法就死刑的吓阻效果提供有用的证据。」伊尔里奇的研究尽管在一九七○年代受到广泛使用，在几十年後依然失宠。
然而，从二○○○年代起，伊尔里奇的研究又再度兴起。大部分由经济学者进行的新研究做出相同的结论，表示死刑能吓阻犯罪。某份研究发现，一件死刑能遏阻高达三十二起谋杀案。不仅如此，另一份报告主张，死刑甚至能吓阻非理性犯罪，例如情杀。另一位经济学者甚至推断出，在有死刑的地方，像是罚款及监禁的非致命制裁，也具有增加的吓阻效果。也就是说，当死刑存在时，其他较轻的制裁开始更有效地吓阻犯罪。某份研究对这种新「吓阻」研究成果做出总结：「死刑的吓阻效果显然不确定，并且提供执行死刑做为日常犯罪的万灵丹。」
在一九七○年代，新研究再次引发了一场大混乱。各大报章杂志，包括《商业周刊》、《波士顿环球报》及《丹佛邮报》，惯常引述某份这类的研究，研究结论为每次死刑能防止五起命案，赦免及减刑则会增加谋杀案。支持死刑的团体开始像野火燎原般，散布这些研究。而且，就像在一九七○年代，新吓阻研究再次於死刑案件法庭上提出的法院之友意见书中，受到了引述。某份新吓阻研究的作者之一，乔安娜．薛波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说明「有充分证据显示，每次执行死刑都会吓阻三到十八起的谋杀案」。
然而，同样在一九七○年代，新吓阻研究随即受到各大学者猛烈批评。某份评论该文献的严厉研究发现，这些研究经常仰赖「少许的门外汉说明及短短的几年时间」以及「来自删节时间范围的捏造结果」。这些研究遭到不适当的统计方法滥用，经常遗漏关键数据，并且无法解释其他影响谋杀率的主要因素，例如药物泛滥。或许最重要的是，新吓阻研究并未真正测试「吓阻」。它们永远无法直接测试潜在犯罪者是否因为害怕死刑，选择不去犯下谋杀罪。新吓阻拥护者从未检视过，执行死刑是否让原本想犯罪的人吓得不敢犯罪。正如一篇批判的报告中肯地说明：「我们并不清楚所知的潜在谋杀犯是否顾虑遭处死刑的风险：他们是否受到死刑条例的通过、州内执行死刑的数目，以及可能容易遭到判处死刑的谋杀罪特定类型等，诸多细节的影响？」
假如这样还不够，也有证据显示死刑带来更多犯罪。研究者不断发现，死刑具有「残忍化效应」，最後导致增加了命案。判处死刑的残忍激发了罪犯，将他们的暴力合理化。举例来说，有份研究发现执行死刑之後，杀害陌生人的谋杀率立刻增加。即便是薛波，这位经济学家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支持死刑的吓阻效果，但随後也做出结论，说明死刑可能导致这种残暴性。
就像在一九七○年代，这件事在一份国家研究委员会报告中再次达到高峰。这份新的国家研究委员会报告提出了不受欢迎又令人警惕的结论：「目前针对因命案判处死刑的效果，并未显示死刑是否减少或增加谋杀率，或者毫无效果。」
这一切显示的是行为密码有多复杂。要分离出更严厉惩罚的效果非常困难，因为有许多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依然没有建立起不可或缺的完整因果链，证明真的有一般吓阻，也就是说潜在犯罪者真的决定不去犯罪，因为害怕他们看到其他人所得到的严厉惩罚。这会需要非常不同的数据，而不只是监禁及犯罪率，还要加上潜在犯罪行为者在一时兴起之下的知觉及决定。此外，这些研究是关乎每一种背景下的所有刑罚及惩戒类型，要统整归纳非常困难。举例来说，有一些证据显示，在一开始增加罚金能吓阻交通违规者；然而，没有科学证据显示出，更严厉的惩罚对企业犯法者能产生吓阻效力。
总的来说，没有确实证据显示，更严厉的惩罚能或不能吓阻犯罪行为。在吓阻效果及更严厉的惩罚和犯罪之间建立连结，是一件高度复杂、也需要特定背景的事。从更严厉的惩罚到犯罪决定的因果链，不可能完整建立。
我们只剩下令人大感挫折且具有多重可能解释的结论。选项之一是我们能说，我们就是不知道，科学无法证实更严厉的惩罚是否能达到吓阻作用。国家研究委员会在针对死刑的报告中，两度得到这种结论。最後得到这种结论的问题在於，大众辩论很可能会继续进行，既没有科学基础，也没有关於更严厉惩罚结果的科学怀疑。极有可能的是，关於更严厉惩罚的辩论会回到我们单纯的直觉感受：更严厉的惩罚当然必有吓阻效果。
较好的选择是清楚说明，针对较严厉惩罚的一般吓阻效果，缺少确实证据会导致什麽後果。这意味着合理的怀疑是，更严厉的惩罚本身会具有预期的吓阻效果。这种怀疑需要非常谨慎的研究，检视是否应该实施更严厉的惩罚，尤其是事关生与死或终身监禁。它至少意味着考虑增加惩罚的社会，应该收集所有能得到的证据，谨慎评估对犯罪的任何影响。正如贝卡里亚在二百五十年前所写的：「每一种不是出自绝对必须的惩罚，都是暴虐的。」
对於更严厉惩罚的正向作用产生怀疑，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单看惩罚的严重性而已。我们必须基於人们在哪种条件下对制裁做出回应，从而进行评估。
（本文为《行为失控：为什麽人们会忍不住做坏事？法律管不住的人性密码》部分书摘）
书籍资讯
书名：《行为失控：为什麽人们会忍不住做坏事？法律管不住的人性密码》 The Behavioral Code: The Hidden Ways the Law Makes Us Better… or Worse
作者：Benjamin van Rooij、Adam Fine
出版：平安文化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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