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ill Goldstein
译｜张绮容
纵使吴尔芙没生病，冬天也是劳神伤身的季节。
「噢，但罗德麦尔村实在冷得厉害。我给冻得像只小麻雀。」吴尔芙在一月某日的日记里写道。心情好的时候，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萨塞克斯郡罗德麦尔村的私人乡居寓所「修士邸」（Monk’s House），吴尔芙都乐在写作，丝毫不受天寒地冻阻挠，即便一个早上只写出「几句蹒跚的句子」也称心遂意，天气越严寒、心情越振奋，尤其「修士邸」在耶诞节和新年期间那片雪景，真是再冷都值得。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六，吴尔芙和丈夫雷纳德在「修士邸」跨年，两人期待新年提早开工，星期一下午便搭乘火车返抵伦敦西南边市郊泰晤士河畔里奇蒙市，回到他们在天堂路四十号的霍加斯宅邸（Hogarth House）。
星期二是开工的日子，吴尔芙写了一篇长长的日记，彷佛在预作准备；为了「俭朴」起见，她把「可怜的雅各剩下那几页」用来写日记，跟她第三本小说《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共用同一本笔记本。她期待忙碌的生活—写作、阅读、出版。
她因为无法按时写日记而感到愧歉，上一篇日记是十天前的事情了，「老实说，这是霍加斯出版社的缘故」。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於一九一七年成立，一九二二年即将满五周年，一九二一年耶诞节有几本书出乎意料大卖，包括罗杰．弗莱（Roger Fry）的木刻版画集，短时间之内再版两次，十二月时吴尔芙还亲手装订，她和先生十月时用七十英镑购入第二台二手印刷机，比第一台还大一点，决心将霍加斯宅邸的地下室变成印刷工场。更重要的是，吴尔芙在十一月完成了《雅各的房间》初稿，并着手润饰，预计一九二二年春天出版─这将是她第一部由霍加斯出版社付梓的着作。
吴尔芙还打算写一本散文集，主题是阅读，一月开笔之後，「我敢说我就会开始构思下一本小说。」展望着一九二二年的工作，她不禁纳闷：「我的手指写得了这麽多字吗？」不过，与丈夫回到霍加斯宅邸後，吴尔芙马上因为流感病倒。一月五日晚间，「我在炉边瑟瑟发抖，只得跌跌撞撞爬上床。」而文句（不论蹒跚与否）都不会来了。
这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伦敦十一月便已入冬—「冬日来袭；雾，霜，各种恐惧，」（吴尔芙在给姊姊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的信中写道）—而且一直冷下去，「晚上睡觉穿着毛皮大衣钻进被子里，再盖上红色毯子，」她担心会得到流感，从秋天担心到冬天，总算逃过一时，直到一九二二年一月才病倒。对雷纳德来说，一月是令人沮丧的漫漫长月，尤其是「修士邸」的冬天：「东北风刮过整座农场……灰蒙蒙的阴郁天空低挂在榆树梢上方两英里处，霙雪纷飞拍打着窗扉。」纵使在一月，无论早上写作时天气如何，无论人在乡间还是在城里，吴尔芙到了下午总是要出门散步—除非流感太严重，医生不允许外出。
对吴尔芙来说，散步就是写作，她会边走边构思文句，让文句在心中沉淀後，隔天再写在稿纸上。不管身在伦敦的隆冬，还是萨塞克斯郡的灿夏，四点钟午茶一过，吴尔芙便出门散步，迈着她「孅弱」的步伐，「一只脚微微内八，略嫌蹒跚，」走过乡间、走过城市、走过上午构思的文句，一边润饰一边打腹稿，封存好整天的文思—看一看路人，听一听街谈市语，期待着隔日的冒险。「我不停地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场景，构思种种可能。散步在街头时，生活就像无边无际的隐晦题材，等待我用文字来捕捉、传递，」她写下这段文字时，正在撰写第二部小说《夜与日》（Night and Day，一九一九年），并且一直维持相同的创作模式—从未改变。
吴尔芙回到伦敦，决心开笔写关於阅读的杂文，她琢磨这个主题已经琢磨了好一阵子，「明天就开始阅读！」她在日记中写道。但阅读并没有开始。
雷纳德的袖珍记事本记录了吴尔芙的健康急转直下：「上，工作。下，与妻走。妻不适。药局。医生。」意思是说：雷纳德早上写作，下午跟吴尔芙出门散步，晚上吴尔芙病了，雷纳德去药局买药，带吴尔芙去看费格森医生，费格森是附近的医生，诊所跟霍加斯宅邸一样位在天堂路上，走几步就到了。
雷纳德的袖珍记事本充满了简写，提醒自己每天、每周发生了哪些事，一看字迹便知下笔急促，或许是为了省时间，又或许（考量到他勤俭治家）是为了省墨水。这本袖珍笔记本记录了吴尔芙夫妇每天的例行公事，雷纳德钜细靡遗镌刻着每日行程（写作和印刷通常在下午）本身也是例行公事，一整年过完只有每日来访的客人不同，有的来喝午茶，有的来吃晚饭，有的来过夜。对於吴尔芙夫妇来说，不论在霍加斯宅邸还是在修士邸，周间和周末都没有区别。「如果不每年工作十一个月、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一个上午，我们应该会良心不安，而且心生厌烦。」雷纳德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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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可恶，」吴尔芙写下对流感的看法，「把人搞得像不会滴答走的表。」什麽也写不出来。吴尔芙整天卧病在床，没见什麽人来探望。换作是平常，下午的访客是上午写作的犒赏。她感到光阴虚度。谈阅读的散文毫无进展，《雅各》的初稿校阅停摆—光是这样就让她损失连连。随着一月的日子一天少去一天，一月二十五日（吴尔芙的四十岁生日）一天逼近一天。
一月十二日星期四，吴尔芙生病满一周，病情开始好转，「妻下楼喝茶，」雷纳德的笔记写道。隔了几天，一月十五日星期日，「姨姊晚饭，」雷纳德在袖珍本里注记。凡妮莎刚从法国回来，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写生之旅，不久之後又要离开伦敦，启程之前两姊妹匆匆碰了几次面，但每次都不欢而散。吴尔芙看着姊姊来来去去、有夫有子，担心自己相形见绌，让姊姊觉得自己「安於现状」，甚至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吴尔芙没生孩子，总觉得天生「不比姊姊正常」。而凡妮莎看着妹妹，想着自己在法国追求艺术，总觉得妹妹和妹夫结婚十载的某种「契合」，是她和丈夫克莱夫生了三个孩子都没有的，和情夫邓肯．格兰（Duncan Grant）也没有。虽然绘画是凡妮莎和邓肯在法国的生活重心—就好比写作和书本是吴尔芙夫妇和文友在伦敦的生活重心—但她和邓肯的画作在伦敦无足轻重。
凡妮莎觉得自己在伦敦像隐形人，活在布伦斯贝里（Bloomsbury）文艺圈的阴影里，光环被更大的艺术界所掩盖。「我见了所有的聪明人，」她向吴尔芙埋怨道：「没有半个人问起我在南法的日子，也没有半个人跟我谈论绘画。」她甚至把自己和邓肯最新的两幅画作挂在经济学家凯因斯（Maynard Keynes）的公寓里，但他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凡妮莎说。吴尔芙努力想挤出一丝同情，但看着姊姊超然独立—「每年只赚一点钱—情人一个接一个—巴黎啊—生活啊—爱情啊—艺术啊—刺激啊—天啊！我得走了！」让吴尔芙「相当沮丧」。某次凡妮莎来访後，吴尔芙写信给「最亲爱的海豚」（这是她给姊姊的昵称），她在信中说自己的人生看在姊姊的眼里「单调、中庸又荒谬」，「想着想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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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打扰了吴尔芙的雄心壮志，但这还不算完，她病倒的那天早晨，《泰晤士报》刊出报导：流感在一周内夺走一百五十一人的性命，这是前一周死亡人数（五十四人）的三倍左右，而且很快就会被认为是流感爆发的开始。《泰晤士报》早在去年十一月初就报导过「冬季病患」人数剧增，医学特派员还警告：「心脏及胸腔虚弱者必须避免温差过大，以免循环系统过於吃力、导致抵抗力下降」，此外也警告要小心用药。
吴尔芙一直担心会生病，而且确实很值得担心，《泰晤士报》警告的高危险群就包括她，而她之所以急着在一九二二年初开工，是因为一九二一年那场大病蚀去了她大把光阴。
七个月前，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雷纳德的记事本上出现了不祥的转折：「妻听音乐会，夜不成眠。」上次雷纳德记录吴尔芙失眠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他已经很久都不需要像这样钜细靡遗地监控吴尔芙的健康。紧接着周末到了，新的一周来了，吴尔芙的健康每况愈下：星期一，「妻仍不适」；星期二，「妻不适」，到了星期三、星期四，雷纳德的日记精简到只剩「同上」两个字，平时惯用的简写显然已不够简，上次他用日记追踪吴尔芙的健康恶化是六年半前的一九一五年二月，这一回的简写有上一回的影子，曾经的熟悉重演，不祥的预感回来了。一九一五年大半年，医生开给吴尔芙大量镇静剂，这情景跟一九一三年一模一样，当年她病了将近一整年，还吞服了大把的「佛罗拿」（Veronal）想自杀。一九二一年，吴尔芙又开始服用「佛罗拿」助眠，时空就此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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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德一双眼睛都盯在妻子身上，吴尔芙未必高兴，甚至感觉丈夫有些苛刻，而雷纳德也晓得：纵使是为了妻子好，依自己的意思控制妻子的日程未必明智，而他之所以要替妻子多留一颗心，一来是因为吴尔芙大而化之，二来是因为吴尔芙就像薇拉．凯瑟笔下的凯瑟琳．曼殊菲尔（Katherine Manseld），「从不让自己喘息片刻，总是要把自己逼到心力透支。」一九二一年那让吴尔芙跛行两个月的空白，眼看着就要毁了一九二二年，雷纳德不得不更加斟酌应对。那年冬天，吴尔芙某次检查完後，在日记中写下医生对她心脏的担忧，医生说「我脉搏异常得没有道理，简直逼近疯狂」。这段话说的是心病，用的是隐喻，他们站在悬崖边上，挣扎着不要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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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五日，吴尔芙生日，令人不快的事实盘据在眼前、纠缠着她的未来，她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迷茫。照理来讲，四十是作家的而立之年。一九二二年一月，年近不惑的吴尔芙还不成气候，跟想像中四十岁的自己颇有差距。
讨厌的生日就近在眼前，吴尔芙更加惊觉自己在小说艺术上的成就日渐遥远，时间的浪涛一拍，旧作便成为时空错置的英国战前遗迹。
吴尔芙的处女作《出航》於一九一五年出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第一年，第二部小说《夜与日》於一九一九年问世，距离停战差不多满一年。在她看来（相信别人也是这麽想），这两部小说怎麽也不像文学变革的先声，《出航》其实完成於十年前—一九一二年，她二十岁的年华就在润饰《出航》中度过，写出一个又一个版本，堪称呕心沥血之作，然而，精神崩溃加上战事爆发，《出航》迟至一九一五年才出版，续作《夜与日》则以结构精致赢得赞誉，但也遭致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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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拗的吴尔芙是某个显赫文艺圈的女祭酒，说起这个文艺圈，钦羡有之，奚落有之，在同代文人的眼里，这个文艺圈是个与众不同的所在，像个「闪闪发亮的村子，没有村门，」《玉女神驹》（National Velvet）的作者伊妮．巴诺（Enid Bagnold）回忆道：「盘旋着，没有座标，村子里（在我心中）只有一位居民—一位魅力无穷的女子。」
布伦斯贝里尽管位置明确，其存在却难以捉摸、无法定义：起初是落脚伦敦的剑桥大学帮，成员包括吴尔芙的丈夫雷纳德、吴尔芙的兄长托比．史蒂芬、作家立顿．史崔奇、经济学家梅纳德．凯因斯、画家罗杰．弗莱、小说家福斯特……等，他们在一九○○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迁居伦敦，有些则是经常往返伦敦，布伦斯贝里成为他们在伦敦的剑桥校园，成员来来去去、聚散有时，聚会方式类似「剑桥使徒社」（Cambridge Apostles），这群怀疑论者质疑所有定论，包括「布伦斯贝里」是否存在—但这是数年後的事了。
「雍容文雅」是布伦斯贝里的标志，画家兼评论家弗莱认为这是怎麽学也学不来的，根据弗莱的说法，敌视布伦斯贝里者有些是打从心底批评，有些则是看不惯其名士做派，但这些敌视者有个共通点，就是「嫉妒并憎恨思想自由」。然而，布伦斯贝里的思想公正，旁人看来近乎骄傲自满、朦胧成一条死路，这些人或公开谴责、或私下痛骂布伦斯贝里势利、封闭，吴尔芙再有魅力，也吸引不了这些批评者，某位作家还以「中央暖气」称之，艾略特也曾经惋惜阿道斯．赫胥黎在「布伦斯坟里」，而且（不只一点点）担心自己会因为走得太近而遭到玷污。
纵使吴尔芙的兴高采烈溢於言词，也掩盖不住（而且本来就不打算掩盖住）她品评作家时那辛辣且伤人的劲道，她品评的作家包括文友和劲敌（以及文友兼劲敌）。「我知道她非常美丽也非常出众，但她满口嘲讽、语带轻蔑，别人在她眼里总是错的……她没血没泪，哪里懂得人呢。」奥德霖．莫雷尔夫人写道。在吴尔芙的日记里，奥德霖．莫雷尔是文友兼劲敌。这位莫雷尔夫人是名媛贵族，极富教养，懂得待人，慷慨大方，周末常在嘉辛顿庄园（Garsington Manor）举办沙龙，有人钦慕她，也有人诋毁她。一九二二年，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深情歌颂莫雷尔：「噢！嘉辛顿的女哲学家」。莫雷尔的自尊跟吴尔芙一样脆弱，一直担心着吴尔芙对自己的评价，她在日记中写下前引那段文字，一旁用更深的墨水补了一句：「她的轻蔑和她的心肠无法相抵。」
一九二○年，萨松在美国之行中写信给奥德霖．莫雷尔，信中提及伦敦和布伦斯贝里带给他的虚耗感，「隔着这段距离，」他在伊利诺州湖森市写道：「我带着些许失望回首—看着那些聪明人互相调侃—唧唧咕咕、咕咕唧唧……」。福斯特对布伦斯贝里的偶像崇拜敬而远之，尽管与雷纳德交情甚笃，跟史崔奇、凯因斯等布伦斯贝里「创始成员」往来热络，但对布伦斯贝里这座孤岛所形成的结晶戒慎恐惧：「伦敦知识界佻达而浅薄，像一条永不入海的溪流。」
（本文为《世界一分为二》部分书摘）
书籍资讯
书名：《世界一分为二：吴尔芙、T．S．艾略特、E．M．福斯特、D．H．劳伦斯，以及他们的一九二二年》 The World Broke in Two: Virginia Woolf, T. S. Eliot, D. H. Lawrence, E. M. Forster, and the Year That Changed Literature
作者：Bill Goldstein
出版：木马文化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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