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转变造就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这个市场非常渴求物质商品和西方影剧，至少有一段时间确实如此。但中国消费者的习惯正在迅速改变，《华尔街日报》记者艾里克‧施瓦策尔（Erich Schwartzel）在着作《红地毯：好莱坞、中国和文化霸权的全球之战》（Red Carpet: Hollywood, China, and the Global Batt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详细记录了这些变化。
中国崛起之际，好莱坞正转向高制作预算的系列电影，并将重心放在海外市场。随着好莱坞向中国示好，中国也在学习好莱坞的模式，邀请资深电影制作人制作中国电影，并就电影的写作、表演和技术方面开设「大师课程」。
2017年，中国制作带有极端爱国主义色彩的动作片《战狼2》成为中国影史上最卖座的电影，票房收入高达8.74亿美元。当美国电影萎靡不振之时，紧随其後的还有其他中国大片，比如2021年的《长津湖战役》。2020年，在Covid-19疫情最严峻的时期，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电影票房第一的国家。
长期以来，好莱坞制片人在中国做生意始终尽量遵循严格、有些甚至是诡异的潜规则，但近年美国电影却越来越少获准在中国上映，施瓦策尔在跟《洛杉矶日报》的对话中谈到了中国政府的宣传、审查制度与威权主义剧本。
随着需求下降，获准在中国上映的美国电影越来越少，是否意味着好莱坞进入中国的大门正逐渐缩小？施瓦策尔表示：「我不确定观众是否不想看到美国人出现，但中国高官似乎不希望如此。不仅是美国电影表现不佳，就连强档大片也根本进不去，在中国市场上留下了大大的鸭蛋。更让好莱坞高层沮丧的是，他们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中国电影赚了很多钱，我觉得中国人如果想看中国电影，就会进电影院。但如果想看新的美国电影，他们会认为只要上网看盗版就好。」
而对於先前约翰‧希南（John Cena）因为称台湾为国家，接着迅速录制了道歉影片，施瓦策尔指出：「这意味着《玩命关头》（Fast and Furious）系列电影必须打进中国市场，确保环球集团的主题公园继续发展，以及确保环球集团（透过NBC）转播北京冬奥的合约安全无虞。它看似是匆忙制作的诡异道歉影片，而实际上背後牵涉了更大的企业利益。」
然而，Netflix没有进军中国，但似乎还是盈利的状态，为什麽电影公司不能效仿这种模式呢？施瓦策尔认为，过去十年内好莱坞几乎完全依赖於高制作预算的影院票房，电影公司优先考量的是那些成本可能高达2亿美元、必须在全球上映才能获利的电影。於是，当你想开拍另一部耗资2亿美元的电影时，为了证明制作预算可行，就会有高层跑出来说，我们预计在中国回收X美元的票房。
当谈到对电影制作的要求时，施瓦策尔将北京比喻为纳粹，他说：「北京的做法与美国参战以前的纳粹极为相似。当时纳粹政府明确表明，将惩罚制作反纳粹电影的电影公司，即使电影没有在德国上映也是如此，这跟中国对《达赖的一生》（Kundun）和《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所做的一样，这两部电影虽然一开始就没打算在中国播放，但还是让两间电影公司吃尽了苦头。另一件事是在前期制作阶段控制电影制作方，明确表态如果电影继续这样拍摄，那能否上映就会是一个问题。最後是采取『杀鸡儆猴』的做法，藉由公开惩罚中国政府不同意的电影题材，让所有人都知道假如越界会发生什麽事。」
但中国的宣传电影能在国外赢得民心吗？施瓦策尔认为，短期之内似乎不太可能在美国推出一部中国大片。但是他曾在非洲待过一段时间，那里有许多观众正在以中国取代美国。
在谈到2022北京冬奥与2008年北京奥运的对比时，施瓦策尔说道：「两者的对比相当巨大。2008年，中国正在填补一个世纪以前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亟欲展现自身实力的新强国。但从那之後，一切都不一样了。聚光灯聚焦在人权、言论自由和专制行为等问题，彭帅是一个例子，新疆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则是更大的例子。2022年冬奥不是2008年奥运的续集，而是一场关於中国崛起对这些重要问题意味着什麽的探究。」
原文出处：Los Angeles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