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Kim Ghattas
译｜苑默文
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六年的贾迈勒．哈绍吉结束留学生涯回到吉达时，他发现自己的国家变了。这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长着一张和善快活的圆脸，老家在麦地那。他从高中开始虔诚信教，阅读在埃及印刷的关於伊斯兰的杂志。当伊朗人把何梅尼的录音带偷运到他们的国家时，贾迈勒则是花两、三沙乌地里亚尔就能在吉达的商店里买到埃及传教士语气激昂的录音带。
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身处在一个没有公民社会和公民政治的国家，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少数派。对於年轻人来说，按时去清真寺礼拜是很少见的，在吉达这样的城市尤其如此。星期五的聚礼是那种爸爸要强拉着自己小孩去的场合。但是当他结婚有了小孩并回国後，贾迈勒发现这里的清真寺不仅变多，而且都更拥挤了。在公共场所严格推行的男女隔离已经开始进入私人家宅内，在家人之间出现。在他离家去美国时，在餐桌上，没有人会对坐在表姊、表妹或者姑姑旁边有一点犹豫，女性不戴头巾。到他回国时，大型的家族聚会是男女隔开的。
在每个家中，以前至少会有一个人在传播关於 sahwa──伊斯兰复兴──的理念。一九八一年时，哈立德国王还赞扬 sahwa 是对落在穆斯林国家头上的文化、经济、军事入侵的回应。「受赞美的复兴」，王室成员这样说道，是前方的道路，而且穆斯林国家的问题只能靠伊斯兰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他开始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混在一起。他不再听音乐了。但是他舍不得毁掉他的那些旧唱片，所以他把它们都送人了。
如果说沙乌地阿拉伯文化上的改变是一种进展停滞的话，那麽对伊朗而言就像遭到鞭刑，是数十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展被暴力和戏剧性地破坏。在整个一九七九年，法令一个接着一个发布。何梅尼禁止了广播和电视里的音乐，称其「无异於鸦片」。伊朗最受人喜爱的流行歌手古谷诗（Googoosh）引退家中。那些卖唱片的被告知要彻底转行。酒类遭禁。革命卫队从洲际饭店的地下酒窖中拖出许多古董香槟、高级欧洲红酒和二十五万罐进口啤酒，将价值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违禁饮料倒进饭店员工入口旁的下水道里。男女混用的游泳池也被禁止了。一九八○年夏天，伊朗人目击了现代人记忆中的第一次石刑处决：两名被控卖淫的女性和两名被控同性恋和通奸的男子遭处决。其他的罪犯受了鞭刑或是枪决。伊朗没有像沙乌地阿拉伯那样的绞刑，但是就像沙乌地那样，现在伊朗有了自己的道德警察：Gasht-e Ershad，或称指导巡逻队。他们骚扰那些不遵守规范遮盖头发的女性，因为在何梅尼的新伊朗，不戴头巾的女性是有罪的。
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何梅尼宣布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女性必须佩戴头巾；「赤裸的女人」不能在伊斯兰政府部门工作。两天後的国际妇女节，成千上万的女性自发走上德黑兰的街头举行示威，高喊着：「在自由的黎明，自由缺席了。」有一些女性没戴头巾，有些戴了，有些则穿着查朵尔（chador），这种全身罩袍是只有最虔诚和最保守的女性才会穿的服饰。街头上还有男人，有一些男人在女性受到攻击时在她们周围形成一道防护线。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者蜂拥而至，其中包括美国的活动家，《性政治》（Sexual Politics）的作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很快就有多达十万名女性走上街头。在示威的六天以来，她们抗议对她们自由的侵犯。在革命之後，女性很罕见（如果曾发生过的话）能如此迅速又自发地组织起来。但是伊朗的女性已经在国王统治下获得许多权利，包括投票权、竞选公职的权利（一九六三年）以及想怎麽穿戴就怎麽穿戴的权利。为了实现现代化，国王的父亲（第一巴勒维统治者）曾在一九三五年短暂地试图完全禁止头巾，但是这迫使保守的家庭成员为了保持端庄而让女子留在家中。此举很快就被撤销了。伊朗的女性想要的是选择：不管是戴还是不戴。
性好渔色的革命者胡特布扎德被安排负责伊斯兰革命国立广播电台，并监督国营媒体。这位西化的花花公子为这场革命奋斗了很久，他无法忍受有人对这场胜利提出任何反对的想法。但是不管怎麽样，他认为头巾永远不会成为强制性的。关键是要表现出团结并削弱抗议的基础：在媒体上，她们被描述成了为保皇派工作的人。有些女人对於这样的扭曲感到怒不可遏，她们在一天傍晚攻击正在车中要下班回家的胡特布扎德。与此同时，更多运动开始怀疑她们是否真的被国王支持者利用成为破坏革命的工具。她们只是想要这场运动能够兑现它对自由和公正的承诺。但她们反而发现自己被戴上了黑色罩布。随着她们的意图遭到误解和质疑，面对街头愈来愈多的暴力，抗议行动逐渐平息。女性退回家中。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傅柯仍然撰文赞扬这场革命，而其他人，例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因震惊而退缩，并为伊朗女性送上支持的讯息。尽管傅柯将伊斯兰视为可以改变地区和全球平衡的「火药桶」，他仍然发现在这场革命中有他在西方所怀念的精神性。对他来说，面纱只是一个细节，一种不方便的事物。反帝国主义的诱惑对那些不必在压迫性统治下做出任何生活所需的艰难选择的人来说，可能是盲目的。傅柯永远不会收回他对何梅尼的支持，也不会承认他为个人和智识自由造成的破坏。
一九八○年夏天，全国所有的大学都被关闭。伊朗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推行着，将由以此为名的机构完成任务，它才刚被赋予按照伊斯兰和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对课程进行全面改革的责任。长达三年时间，伊朗没有开课，全体学生和教授都遭到清洗。大学校园一直是反国王的行动温床，但意识形态随後出现了各种颜色和各种可能的组合：世俗左派、现代主义伊斯兰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左派伊斯兰主义者。现在只有一种立场、一种叙事得到允许。七百名具资格的学者丢掉工作，国家切断在海外领取国家奖学金的十万名学生的金援。科学研究没有受到改动，但是人文学科则被彻底改革，编写出《伊斯兰心理学》和《伊斯兰社会学》的教科书，必须要在书中和人民思想中彻底清理掉外国影响。
肃清到处可见，这是一场将持续十年的恐怖统治。最早的一批受难者就是保皇党人、前朝官员、军队和情报部门的官员；随後是共产分子、左翼人士……所有的事情都成了罪名，根深蒂固的偏执和黑暗到来，席卷全国。与何梅尼梦想中的新伊斯兰共和国相比，之前 SAVAK 的残暴已经相形见绌。国王为了监禁三百名囚犯而在德黑兰建造的艾文监狱（Evin Prison）到了一九八三年时已经挤进一万五千人。「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间，超过七千九百名伊朗政治犯被处决，这至少是（国王统治下的）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九年间处决人数的七十九倍。」一九八八年时，在国家堕落的大爆发期间，至少有三千名政治犯在五个月内遭处决。一些报告声称这个数字要高得多，高达三万人。大规模的处决需要每半小时就用铲车来运送囚犯，用吊车来执行。
在里海附近的一个贫穷村庄中，没有反对面纱的抗议，也没有外来的影响需要清除。这里甚至连一所高中都没有。村里的女性本就戴头巾，但她们的是五颜六色的丝巾，在下巴处打一个结，就像是葛丽丝．凯莉（Grace Kelly）的时尚打扮一样，露出几缕秀发。她们穿宽松的裤子，外面套一件长衫，在贫苦中劳作，相信革命会带来更好、更繁荣的日子。在玛希赫．阿琳娜嘉德家，男人加入新成立的志愿准军事部队巴斯基（Basij），以确保村子里的安全和道德：他们毁掉唱片和酒瓶。家里最年轻的孩子玛希赫从小就用面纱紧紧地包住头发，一丝头发都不露出来。她甚至戴着面纱睡觉。她在学校里一次又一次听到，如果她摘下面纱就会下地狱。总有一天，她将会选择地狱，但是在现在，在她的村子里，她是以较小的方式反抗，问为什麽她哥哥能在河里游泳而她不可以，为什麽他能骑脚踏车而她不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的，一个她的父母相信的目的：革命。
但革命正在吞噬自己的孩子。在谴责将「法学家监护」的概念写入宪法的做法以後，塔勒加尼已经在神秘的情况下死去。沙里亚特马达里会在一九八六年於软禁中离世。胡特布扎德被指控阴谋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并在一九八二年的九月遭到枪毙。巴尼萨德尔当了一年半的总统，但是始终无法有实权统治，也无法和教士的无情铁腕相比。他很快就失去曾经被视为一个父亲形象的青睐。何梅尼力推弹劾他，巴尼萨德尔於一九八一年六月转入地下并逃出监狱，随後偷偷离开伊朗。在人质危机中辞职的伊朗解放运动组织创始人巴札尔甘和在纳杰夫时与何梅尼关系紧密的博士毕业生亚兹迪成为严厉的批评者，但是他们都活了下来，并一直生活在伊朗。那位创作言词灼热的诗句来反对国王的诗人礼萨．巴拉赫尼在何梅尼回国後也紧跟着回国。在革命的前几个月中，他在街头反对那些阻碍新伊朗诞生的人——不是用他的笔，而是用枪。他也会被关进监狱，遭受折磨，然後被迫流亡。曾经帮助建立革命卫队的信徒穆欣，也会触犯到神职人员的底线而身陷囹圄，受到残酷的酷刑。终有一日，他将会回到美国，惊慌地反思自己所促成的事情。
但是第一个为对自由抱有希望的人发起行动而付出代价的是穆萨．萨德尔。他的失踪，对於那些亲近何梅尼的人来说并不是谜团，也许甚至对何梅尼本人来说也不是一个谜（尽管没有关於此事的纪录）。在一九七八年八月那个命运攸关的日子停留在的黎波里後，伊玛目萨德尔本来应该要继续赶路，前往西德跟国王的特使展开秘密会面。根据报导，有人计画将他带到德黑兰，领导一个反对何梅尼的温和宗教集团，甚至是在国王政府里担任总理，帮忙拯救君主制度。当伊玛目失踪的消息传出後，国王深感痛心。我们不知道计画里秘密会面的风声是否走漏到何梅尼身边的人耳中。不管是什麽情况，显然伊玛目萨德尔对这位阿亚图拉的计画是个威胁。萨德尔是唯一一位在精神高度和魅力方面能够与这位流亡的阿亚图拉相抗衡的教士。他在库姆很受爱戴而且知名，跟那些惧怕何梅尼的关键教士保持着紧密联系，里面包括塔勒加尼和沙里亚特马达里。最重要的是，萨德尔有从政经验：他曾在世俗世界中生活和工作，而不是只待在宗教神学院的封闭环境里。何梅尼的亲密盟友、强硬派的阿亚图拉贝赫什提，原本应该在的黎波里和萨德尔见面，但是他却打电话给格达费，要求他扣住萨德尔——对国王的胜利就在眼前，何梅尼的追随者不可能允许有任何人破坏他们前往德黑兰的道路。据说，萨德尔和他的两个同伴在利比亚被拘留了几个月，到了何梅尼和贝赫什提在一九七九年夏天忙着起草伊朗的新伊斯兰宪法时，他们不想要让他再现身。这个讯息要等好多年才会从巴勒斯坦的消息来源和美国的情报文件中浮现出来；报告中不仅牵扯到贝赫什提，而且也牵扯到阿拉法特，据说他亦参与了失踪事件，乐於帮助消灭这个胆敢把黎巴嫩什叶派排在巴勒斯坦人之前的人。
谁能知道如果伊玛目萨德尔能回到德黑兰，与其他的温和教士集结起力量的话，伊朗革命会如何发展？国王会继续在位吗？如果萨德尔在国王离开後回到伊朗，他会在何梅尼的无情运动中幸存下来吗？何梅尼在他创立出来的法学家监护理念中成为最高领袖，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这个过程需要警惕、狡猾与不断地周旋，以及他人的软弱或天真的忠诚来完成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是在流血、残酷和黑暗中诞生的。
（本文为《黑潮：从关键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东文化、宗教、集体记忆的四十年难解对立》部分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