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teven Pinker
译｜陈岳辰
人类给未知事件安上数字，就能量化自己对未来的判断。预测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影响政策、投资、风险管理，也涉及平日对生活的规画。试想下面列出的事件，写下你认为未来十年内成真的机率。其中许多事很难成真，所以我们的量尺末端刻度做精细一点，然後分出几个等级：低於千分之一、千分之一、千分之五、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五十以上。
● 沙乌地阿拉伯发展核武。
● 尼古拉斯．马杜洛（Nicolas Maduro）辞去委内瑞拉总统职位。
● 俄罗斯出现女总统。
● 比新冠肺炎更致命的传染病在全球大流行。
● 俄罗斯修宪，规定普丁不得再次参选总统，但他的妻子赢得大选，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他手中。
● 尼古拉斯．马杜洛因为激烈的罢工和抗争被迫辞去委内瑞拉总统。
● 中国境内呼吸道病毒从蝙蝠转移到人类身上，於是引发比新冠肺炎更致命的流行病。
● 伊朗发展核武并进行地下试爆，沙乌地阿拉伯为自保也开始发展核武。
我在某次调查里对数百位受试者提出类似问题，整理问卷之後发现有趣的现象：大家认为普丁妻子成为俄罗斯总统的机率比俄罗斯出现女总统的机率高，马杜洛因为罢工抗争下台的机率比马杜洛下台的机率高，沙乌地阿拉伯因应伊朗威胁发展核武比沙乌地阿拉伯发展核武的机率高，中国蝙蝠造成新疫情的机率比地球出现新疫情的机率高。
现在读着本书的你或许也同意其中至少一个对比句，因为问卷结果显示，认同一句以上的人多达百分之八十六。如此一来你就违反了机率的基础，也就是交集原则：复数事件（A及B）的交集机率必须小於或等於单一事件（A，或B）的机率。譬如从扑克牌中抽到偶数黑桃的机率一定比单纯抽到黑桃的机率来得低，因为黑桃不只有偶数，还有奇数。
前面八个事件两两一组形成四句陈述，每句话的前半是交集，後半是被交集的事件。比方说「沙乌地阿拉伯因应伊朗威胁发展核武」是交集，「沙乌地阿拉伯发展核武」是被交集的事件，後者机率一定比前者高，因为沙乌地阿拉伯有可能基於别的理由发展核武（对抗以色列、想拿下波斯湾主导权等等）。同样逻辑，罢工抗争可以逼迫马杜洛下台，但他也可能因为别的理由下台。
为什麽很多人弄反？因为每组里的後半句话抽象空泛，人类心智较难掌握意义。作为交集的前半句话不仅脉络明确，还拼凑得出故事剧情，大脑很容易转换为具体画面。如果交给直觉判断，越容易想像的事情感觉机率越高，越清晰的画面感觉越可能成真。换句话说，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认为交集的发生机率大於被交集的元素，康纳曼和特沃斯基称之为「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
所谓的「名嘴」常以生动描述发表预测，才不管什麽机率问题。《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一九九四年采用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专文报导作为封面故事，标题为「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The Coming Anarchy），他预测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人类会为了争夺包括水在内的稀缺资源陷入战乱，奈及利亚攻下尼日、贝南和喀麦隆，以非洲为起点的战火袭卷世界，导致美国、加拿大、印度、中国、奈及利亚分崩离析，拉丁美洲各国与墨西哥之间不再有国界，加拿大亚伯达省与美国蒙大拿州合并，美国大城市犯罪率节节飙升，爱滋病人口不减反增，同时还会遭遇十数种大型天灾人祸。文章非常轰动（连当时的美国总统柯林顿都叫白宫官员仔细读），但现实世界里各国内战逐渐减少，无法取得乾净水源的人口下降，美国犯罪率屡创新低。距离文章发表不到三年，新的爱滋病疗法有效延长了患者寿命，各国疆界超过二十五年动也不动。
特沃斯基和康纳曼解释何谓合取谬误时举了一个例子，後来成为有名的「琳达问题」：
琳达三十一岁，单身，说话直接，脑袋机伶。大学主修哲学，学生时代相当关注歧视和社会正义议题，曾经参与反核游行。请分析下列陈述的可能性。
● 琳达在小学任教
● 琳达积极参与女权运动
● 琳达是精神医疗社工
● 琳达是银行行员
● 琳达是保险业务员
● 琳达是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行员
许多作答者认为琳达是女权主义者银行行员的机率比起她只是单纯银行行员还要高。同样地，A及B同时成立的机率被估得比只有A成立还要高。这个题目放到现在稍微过气了，因为「琳达」是婴儿潮世代常见的名字，「机伶」看似正面其实略带挖苦，而那些抗议也是过去的事情，连提到的行业都已经不大流行，整体散发出浓浓的二十世纪风味。不过对心理学家来说同样效果很容易复制，只要换成高智商的阿曼达曾经参与过「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依旧很多人认为她比较有可能是关注女权的有照护理师，却比较不可能是单纯的有照护理师。
琳达问题从一个特别刁钻的角度考验人类直觉。先前提到的几种选择问题，大家做错是因为题目太抽象（「若P则Q」），改成贴近真实生活的场景反而能答对。现在反过来了，抽象法则「［A及B同时成立的机率］小於或等於［A成立的机率］」是所有人的共识，然而具体描述情境之後很多人却推翻了法则。生物学家兼科普作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代表很多人说出心声：「我其实知道那句（合取）陈述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好像有个小人儿在脑袋里跳上跳下大吼大叫说：『她怎麽可能只是个普通银行行员，前面都说了那麽多关於她的事情。』」
高明的说客懂得如何唤醒别人脑袋里那个小人儿。检察官手边证据只有冲上海岸的屍体，於是开始假设是丈夫闷死太太後弃屍，诈领保险理赔以後与外遇对象远走高飞。辩方律师也会编故事，说死者很可能是深夜碰上抢匪，冲突中闹出人命。其实根据机率原则，剧本加入越多细节可能性就越低，但同时又更能打动人。戏剧《天皇》（The Mikado）里面普巴（Pooh-Bah）的台词有一句是：「原本荒诞无稽的说法，只要加进活灵活现的描述，就能增加艺术上的可信度。」
合取原则应该是计算机率时的数学基础，而且不需要代入数字也能理解。正因如此，特沃斯基和康纳曼对人类的机率直觉抱持悲观态度，典型的刻板印象与可得的记忆左右了大脑，系统性评估反而被挤到思维之外。俗话说：「每个疯子身体里都有个清醒的人想逃出来。」但他们认为那个清醒的人根本不存在。
其他心理学家没这麽绝望。前面解释蒙提．霍尔选择时提到过，「机率」其实有好几层意义，包括物理上的倾向、信念的证据强度、长时间内事件的发生频率等等。《牛津英语辞典》里提供了另一个释义是，「一句陈述或一个事件按照现有证据为真或成真的可能性。」碰上琳达问题的人知道，「长时间内事件的发生频率」与主题无关，因为琳达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重点在於她到底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银行行员。正常对话里，讲者提供生理特徵多半带有动机，希望听者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心理学家雷夫． 赫维希（Ralph Hertwig）、 格尔德．吉格亨泽（Gerd Gigerenzer）表示：或许人类在琳达问题的情境里，自然而然察觉此处的「机率」不应着重在数学层面的合取原则，而是非数学的「现有证据强度」，并基於证据做出合理判断。
从这个角度出发，以特沃斯基和康纳曼为首，学界做出新一波研究，结论发现只要引导受试者从相对频率去思考问题，不放任心智困在何谓机率的思维泥沼，就比较容易重拾合取原则。想像世界上有一千个背景类似琳达的女性，请问其中银行行员可能有几位？投身女权运动的银行行员又可能有几位？这麽问的话，脑袋里的小人沉默了，理智挣脱束缚，合取谬误的比例大幅下降。
那麽合取谬误作为机率概念不清的具体展现，难道只是文字暧昧误导的结果？特沃斯基和康纳曼仍然不同意，他们指出：就算测试加入赌注，而且是金钱，许多人依旧犯下合取谬误（事实证明，押在琳达是女权主义银行行员的人多，押在琳达只是银行员的人少）。此外，即使改变问题形式引导受试者思考频率，明明可以在心中具体计算行员数量了，犯错的比例还是不低。这个现象背後的成因是某些人会将两个情境抽出来单独看待，没有摆在一起比较，无法意识到子集大於母集的荒谬之处。
康纳曼进而观察到：人类维护既定观念时特别不理性。所以他倡议解决科学议题的新方法，取代过去学界总是靠正反双方你一言我一语、来来往往反反覆覆才论辩出少许进度。在「对抗式协作」（adversarial collaboration）中，两边事前约定透过一次实证检验解决争端，并邀请公正第三方进行评判。身先士卒，康纳曼与赫维希联手研究琳达问题，找了心理学家芭芭拉．梅勒斯（Barbara Mellers）当裁判，两个研究团队决定执行三次实验，都采取频率形式的提问（「假设有一百个琳达这样的女性，请问其中有多少会是……？」），排除单独个体造成的认知影响。最後三人共同撰写论文指出：「我们原本就不认为这次实验能彻底解决争议，结果也的确没发生奇蹟。」就结论而言，双方达成的共识是—纵使以频率形式呈现问题，人类还是倾向合取谬误。然而若脉络足够清晰，也就是选项容易比较、用字遣词不留灰色地带，人类比较有机会摆脱思考误区。
（本文为《理性：人类最有效的认知工具，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采取更正确的行动》部分书摘）
书籍资讯
书名：《理性：人类最有效的认知工具，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采取更正确的行动》 Rationality: What It Is, Why It Seems Scarce, Why It Matters
作者：Steven Pinker
出版：商周出版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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